以平等之名为等级制辩护：中国新左派的国家主义蜕变（五）
学术光环：祛魅新左派
自20世纪90年代那场大论战以来，新左派在中国意识形态版图中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两项发展推动了其影响力的上升。第一，能够抵达精英层面的知识声音往往会被预先筛选，使之符合领导者的偏好；而习近平的权力集中又在事实上促成了党内精英声音的同质化。鉴于习近平对权力巩固与中国大国地位的迷恋，新左派知识分子成为最容易与国家精英进行沟通的群体之一。影响是双向的：新左派往往会迎合其受众。以汪晖为例，他在英文与中文写作中常常就同一议题提出不同论证：在中文文章里，他称赞“一带一路”有助于巩固全球南方的团结；而在英文写作中，他却（尽管只是顺带）警告其可能具有新殖民主义倾向。[1]然而，我们也不应仅仅将他们的声音视为投机。信仰者与投机者并不互斥，甚至可能相互促进。同样，也不应假定他们的思想完全由精英偏好所塑造——尽管对那些热衷于建构“新苏维埃人”的人而言，这样的解释或许颇具诱惑力。我们很难判断赵月枝关于对外宣传的建议究竟有多少真正传达至中宣部，或潘维在将“中国模式”塑造成国家工程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影响，但他们显然也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啦啦队”。精英同样会倾听。
第二个因素，则是他们在公众中的日益走红。新左派知识分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通过商业媒体与数字平台传播其思想。像观察者网这样的媒体，相较于学术出版物，在挑选邀请作者方面拥有更大自由度；而像哔哩哔哩这样的平台，则能围绕意见领袖迅速形成粉丝群体，进一步强化其既有思维模式。他们的信息迎合了广泛的社会不满：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上升通道（充其量）日渐黯淡，人们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绝望。他们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这在情感上并非没有道理。新左派宣称自己提供替代方案；但实际上，他们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在让生活更可忍受，不如说是在把公众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转化为对日益压迫性的国家权力的支持。然而，他们经常把国家权力的集中及其对社会的渗透，说成是人民获得美好生活的前提。例如，王绍光为无处不在的监控辩护时，将其称为“认证能力”，并宣称国家要稳定提供公共品就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被认证。”[2]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恐怕会对此发笑。[3]但在网络平台上追随这些学者的大多数人未必如此。那些愿意把讲座上传网络的学者——如王绍光、温铁军——常被网民奉为“大师”，称其演讲“深刻而富有悲悯”。他们在哔哩哔哩上的线上讲座，往往收费超过100元人民币，却仍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观看量。[4]
讽刺之处在于，新左派与公众沟通所依赖的渠道，恰恰非常符合赵月枝长期批判的“新自由主义媒体”的典型。像观察者网这样的媒体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利，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尤其迎合受众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口味。[5]与此同时，“学者”这一品牌（或人设）又为这些文章与视频提供了一种舒适的光环，使之显得权威、客观——尤其是在几乎不允许出现挑战者的情况下。另一位新左派学者张旭东曾说，“思想空间越来越受媒体影响”，“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必须遵循媒体给出的议程”——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论点，然而他却是在接受一家明显国家主义化媒体采访时说出这番话，并似乎十分坦然地接受了媒体赋予他的议程（随后还热烈称颂习近平的“中国梦”）。[6]早在2015年，汪晖就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宣称：“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 [7]这话没错，但其讽刺意味几乎无以复加。更进一步，如果把“媒体”一词替换为许多其他事物，这句话同样成立：这是监控的时代，也是反监控的时代；这是大国竞争的时代，也是反大国竞争的时代；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时代，也是反文化民族主义的时代。然而，当我们审视新左派话语——它如此频繁地自我标榜为“抵抗”、标榜为“寻找替代方案”——却会发现这种抵抗并不存在。
过去30年里，新左派确实提出过许多关于不平等、去政治化、全球资本主义等的关键问题，且具有批判意义。但今天，人们有理由追问：新左派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左”？他们所呼吁的“再政治化”最终会通向何种政治？在当下的新左派话语中，“政治”的含义已被收缩为权力与支配。在他们关于中国崛起的愿景里，人民的生活经验与主体性只居于次要地位，国家权力才是首要目标。党国的支配与资本的支配并无本质差异，尽管新左派常常以批判后者来为前者辩护。
此外，当下中国依然高度不平等，并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但中国社会并非“去政治化”。国家在动员技术上娴熟老练，这得益于自“重庆模式”以来政治策略的发展。公众同样被政治化：许多人热衷于向当局举报“不爱国”的网络内容，或通过“网络出征”追捕所谓“反华势力”。[8]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发出不服从的声音——关于女权、关于合理劳动条件的诉求、关于疫情封控时期严酷且不人道经历的控诉。再政治化确实发生了：既有新左派支持下的国家主义动员，也有公众自发的能动性表达。“唱红打黑”式运动并不是让政治运作起来的唯一方式——即便它算是一种方式。要更清晰地听见人民歌唱，需要一种更少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框架。
[1] Wang, “Global 1968 Reconstructed.”
[2] 王绍光、唐磊：《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强的国家能力》，《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72-81页。
[3]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参见，例如温铁军：《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哔哩哔哩网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cheese/play/ss6446?csource=pDetail_relevantclass. 该课程要求观看者支付128元费用，并在作者写作此文时已有累计400万以上播放量。
[5] Wu and Shen, “The Rise of Pro-Regime Intellectuals.”
[6] 张旭东：《张旭东谈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观察者网，2013年7月11日，https://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3_07_11_156654.shtml.
[7] 汪晖：《一个“北方”媒体人如何突破今日媒体逻辑》，观察者网，2015年10月8日，https://www.guancha.cn/wang-hui/2015_10_08_336705.shtml.
[8] Jue Jiang, “The Eyes and Ears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Mass Reporting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1, no. 5 (2021): 828–47; Lutgard Lams and Wendy Weile Zhou, “Pseudo-Participation, Authentic Nationalism: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nquan Girls’ Personifications of the Nation-Stat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no. 1 (2023): 3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