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一世纪的加利利和犹地亚
剑桥基督教史 · 第一卷
作者：Sean Freyne
福音书为耶稣的公开传道活动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地理舞台。共观福音（synoptics）共同聚焦于加利利，仅记述了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终极旅程；相比之下，第四福音（《约翰福音》）则实质上将加利利视为避难所，而传道活动大部分是在犹地亚和耶路撒冷展开的。在最近一波“历史耶稣”的研究浪潮中，学者们表现出对加利利地区的显著偏好。这受多种因素驱动，其中不仅包括当前学术界的趋势，更因为学者们现在对耶稣生平的社会意义比对其神学意义更感兴趣。然而，如果历史学家忽略了耶稣最终是在耶路撒冷而非加利利走向其宿命这一事实，他们就错失了探寻其生平轨迹的一个重要线索。
地理因素
从西向东移动，加利利与犹地亚在地貌形态上遵循相似的模式：沿海平原、中部丘陵地带、大裂谷以及外约旦高地。然而，在南北轴线上，受多样化气候条件的影响，两地呈现出显著差异。年降水量自北向南的剧烈递减在景观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加利利中部丘陵地带拥有肥沃的冲积土和众多泉眼，分布着若干东西走向的宽阔山谷；相比之下，犹太丘陵地带的土壤覆盖层稀薄得多，并迅速向死海谷地干旱荒芜的沙漠地带过渡。这些差异曾被斯特拉波（地理志Geog. 16.2.16）、约瑟夫斯（犹太战争BJ 3.41–3; 3.506–21）和老普林尼（博物志HN 5.66–73）等古代作家所察觉，同时也预示了两地在生活方式与聚落模式上的多样性。对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及谷地的三分法，反映出即便是在加利利内部，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也存在多个微型区域（详见《米示拿·第七年篇》m. Shevi’it 9.2；并参阅BJ 2.573; 3.41–3; 3.506–21）。
历史概述
早期历史
在研究与耶稣传道相关的历史因素时，不应忽略上述地理差异。“加利利”（Galilee）一名意为“圆圈”，极可能源于早期以色列人的经历——当时他们居住在内陆高地，被四周的迦南（译注：公教译为客纳罕）城邦所包围。相比之下，“犹太”（Judaea）是一个部落名称，由于大卫本人出身于犹大部落，该名称在大卫君主制时期变得尤为显著。加利利的支派部落包括西布伦（Zebulon）、拿弗他利（Naphtali）和亚设（Asher），丹部落（Dan）则在随后向北迁徙。在《创世记》（49章）的雅各祝福、《申命记》（33章）的摩西祝福以及《士师记》（5章）的底波拉之歌等经卷中记载的支派特征与行为模式来看，北方部落在数个世纪中接触到了更为多元的文化。在公元前8世纪，该地区首当其冲地承受了亚述帝国进攻的冲击。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译注：公教译为提革拉毗列色三世）的入侵导致了上下加利利众多中心地带的毁灭，并可能造成了人口锐减。一个半世纪后，即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屈服于巴比伦，圣殿被毁，国王与贵族领袖被掳往巴比伦。然而，与北方不同，犹地亚在波斯统治下迅速实现了复兴。公元前515年的居鲁士敕令允许犹太人回归并重建圣殿。约瑟夫斯承认了这些事件对后期犹太历史的重要性，并将“从巴比伦回归”这一事件与“犹太人”（Ioudaioi）一词的词源联系起来。
深入掌握公元元年之前几个世纪两地的历史，对于理解公元一世纪加利利与犹地亚的宗教、文化及政治背景至关重要。波斯时期的“犹大”（Yehud，官方名称）行省在数个世纪中一直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圣殿领地，尽管多位先知曾表达过复兴的希冀。这一切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该地以及希腊化王国崛起后发生了改变。公元前2世纪，叙利亚的塞琉古帝国开始崩溃，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多个族群得以在各自的民族领土上立足。在马加比家族（Maccabees）的领导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前175-164年）试图强迫犹太圣殿祭祀从雅威崇拜转向宙斯崇拜的威胁被化解。公元前164年，被亵渎的圣殿被重新祝圣，随后一个自治的犹太国家便建立起来。此后，马加比家族的第二代，即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前135–67年），发起了一系列扩张行动。这些行动最终建立起一个在领土范围上足以媲美公元前10至9世纪大卫与所罗门时期的王国。（Macc I，15:33）
因此，在近一千年后，加利利与犹地亚首次归于同一本土政权的统治之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开始使用“犹太人”（Ioudaios/Judaean）这一称谓，其范畴不仅限于狭义的犹地亚居民，还涵盖了所有通过在耶路撒冷礼拜而接受犹太圣殿意识形态的人。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崛起成为东地中海的主宰，哈斯蒙尼王朝被希律王朝所取代。这是一个出身于以土买（Idumean）的家族，被罗马委任为代理王（Client kings），负责维护其在当地的利益。加利利地区——其行政中心塞佛里斯（Sepphoris）距离拿撒勒仅约6公里——被确认为犹太领土，并与南方的犹地亚及约旦河外的比利亚（Perea）并列。这些亚区域随后被并入大希律王的版图，并被要求为效忠其罗马赞助人奥古斯都做出贡献。
希律时期
大希律王长达三十余年（公元前37-4年）的统治对加利利与犹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影响之深以至于在他死后，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罗马，请求不要让他的任何儿子继位。奥古斯都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将王国分封给希律的三个儿子：任命希律·安提帕（Antipas）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亚基劳（Archelaus）统治犹地亚，腓力（Philip）则统治外约旦北部的巴塔尼亚、特拉可尼和奥拉尼蒂斯。因此，加利利在行政上再次与犹地亚分离，这在《马太福音》中得到了印证——该福音解释了出生在犹地亚的耶稣是如何最终定居于加利利的（太2:23）。约瑟夫斯则为这一政治局势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亚基劳的统治极其残暴，引发了臣民的愤怒，导致他在公元6年被罗马废黜。此后，狭义上的犹地亚改由驻扎在凯撒利亚（Caesarea Maritima）的巡抚（Procurator）管辖，耶路撒冷由此降级为一个由祭司贵族控制的圣殿城市。
安提帕在《新约圣经》中被简称为“希律”（参见《马太福音》第2、14章；《马马可福音》第6、8章；《路加福音》第1、3、9、13、23章），他虽然渴望获得“王”的头衔，却始终未被授予。他统治加利利和比利亚直至公元37年，随后被废黜，其领地被移交给他的侄子阿格里帕一世。尽管他仅拥有地位较低的“分封王”（Tetrarch）头衔，但安提帕继承了其父的作风与政策，确保其领地符合罗马的利益。施洗约翰最终丧命于他手中。其原因可能更接近约瑟夫斯所记载的解释，而非福音书所述：即约翰在民间的声望及其对穷人正义的拥护，引发了安提帕对可能爆发起义的担忧（见《犹太古史》18.116–19）。在罗马帝国看来，这将被视为严重的失职，因为代理统治者只有在能确保领地稳定并忠于罗马及其价值观的情况下才被容许存在。
除了对耶路撒冷圣殿进行大规模翻修外，大希律王的建筑工程大多局限在犹太领土的边缘地带：撒马利亚被更名为“塞巴斯特”（Sebaste，拉丁语中意为“奥古斯都”），并在此修建了罗马与奥古斯都神庙；在沿海的凯撒利亚，他扩建了宏伟的港口并修筑了同样的神庙。在北方，希律在帕内亚斯（Paneas）为奥古斯都建造了神庙，其子腓力后来将其更名为凯撒利亚（即“凯撒利亚·腓立比”）。安提帕延续了这种传统，通过在加利利兴建纪念性建筑来向罗马宗主表达敬意。塞佛里斯被打造为“全加利利的装饰”，并被命名为 Autokrator，这很可能是为了致敬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公元19年，在加利利海畔新建的提比里亚是为了向继位奥古斯都的新皇帝致敬；而伯赛大则获得了“朱利亚”这一别名，以纪念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即朱利亚）。
加利利的社会与经济状况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古代巴勒斯坦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加利利受到更多的关注。这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界对耶稣生平的共同兴趣，以及拉比犹太教在巴尔·科赫巴起义（Bar Kochba revolt，公元132-135年）后于该地的兴起。除了对文献证据（主要是约瑟夫斯的著作、福音书及拉比文献）的研究外，学术重心已转向考古学，包括对塞佛里斯等关键遗址的发掘以及对各个亚区域的普查。随着不同学科的学者试图对希腊化及罗马时期的该地区进行全面描述，这些研究给出了多样化、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叙述。这种倾向在“历史耶稣研究”与“加利利研究”相互交织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自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揭露了19世纪许多“自由派耶稣传记”中存在的时代错置问题以来，人们日益发现：尽管在提出关于耶稣传道的各种假说时，学者们往往宣称自己持有客观立场，但这种客观性实际上极少能完全实现。
格哈尔德·伦斯基（Gerhard Lenski）从社会科学角度对高级农业帝国（advanced agrarian empires）的描述，对近期的许多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供了一个理解如罗马帝国这类社会中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理论模型。在此类社会中，农业是主要的产业活动，而劳动力管理的导向是追求剩余价值，而非仅仅维持生存。然而，这种通过理想型（ideal type）构建模型的做法，必须始终考虑地方性因素。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曾爆发过两次重大的起义，两者都兼具社会与宗教诱因。这使许多学者深信，有必要在伦斯基模型的基础上补充另一种研究方法，即重点强调社会冲突的起因以及精英阶层为应对冲突所采取的管理策略。
文化身份
关于公元一世纪加利利人口族群属性的讨论，主要通过考察该地区族群构成中的主导成分，即分析以色列人（Israelite）、犹太人（Judaean）、伊图里亚人（Iturean）甚至巴比伦元素的文化与宗教渊源。根据目前的认知，某些主张极不具可能性而被排除。例如，关于“异教加利利”的论点在文献中缺乏依据，也未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同样，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伊图里亚人曾在该地区长期存在，尽管在哈斯蒙尼王朝到来之前，他们可能曾短暂渗透进入上加利利。关于“加利利以色列人”的观点也存在若干问题。很难想象一个以农民为主的群体，在缺乏共同祭祀中心的情况下，能在数个世纪中维持独立的雅威崇拜／以色列身份。撒马利亚人的圣地基利心山（Mount Gerazim）——他们自称为“在神圣的阿尔加里津（Argarizin）献祭的以色列人”——本可能扮演这种角色。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撒马利亚人对加利利人的敌意一如他们对犹太人那般深重，尤其是在加利利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期间（路9:52；《犹太古史》20.118–36）。因此，根据现状，“加利利犹太化”理论——即认同犹地亚耶路撒冷圣殿的人群在此定居——似乎是最具说服力的假说。考古调查显示，从哈斯蒙尼时期起，新定居点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旧有的遗址（如位于上下加利利之间的哈米斯佩亚米姆，那里曾有一个异教祭祀中心）遭到破坏。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体现独特犹太生活方式的器物，如礼仪洁净池（miqvaot）、石制水缸以及本土生产的家用陶瓷。这些发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源自耶路撒冷圣殿的“礼仪洁净”观的遵循，以及对周边异教城市文化氛围的刻意回避。
社会分层
伦斯基（Lenski）的模型设想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观：绝大部分权力、声望与特权都集中在顶端，由狭小的统治精英阶层和本土贵族（若两者可以区分的话）所掌控。处于这一层级之下的是侍从阶层（retainer classes），他们代表精英阶层维护社会现状，并由此为自己换取一定程度的相对声望。随着金字塔基座的扩大，再往下一层是农民——即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自由土地所有者。然而，他们自身无法指望在社会阶梯上获得晋升；相反，由于税收增加、欠收或统治精英对财产的直接兼并，他们始终面临着沦为无地贫民的危险。一旦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对这一“理想模型”进行某些调整，伦斯基的模型确实大致符合我们对罗马时期加利利的认知。
虽然安提帕似乎从未被正式授予“王”的头衔——尽管《马可福音》（6:14）曾如此称呼他——但毫无疑问，在加利利内部，他及其宫廷代表了统治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以被视为代表皇帝行权的侍从（retainers），因为安提帕甘愿接受罗马帝国在东方政策为其设定的角色。约瑟夫斯告知我们，安提帕“贪图安逸”（见《犹太古史》18.245），这一刻画与福音书的描述十分契合，尽管他曾试图在罗马皇帝面前抢夺叙利亚行省总督的风头（18.101-4）。奥古斯都曾颁旨，准许安提帕从加利利和比利亚领地获得200塔兰同（talents）的个人收入；据推测，他还可以为建筑或其他项目征收特别税，尤其是当这些项目旨在向皇室致敬时（17.318）。受益于这些特许权的不仅是安提帕及其直系亲属，一个围绕在安提帕身边的新阶层似乎也随之兴起，福音书称其为“希律党人”（Herodians，参见《马可福音》3:6; 12:13）。虽然这一群体的具体身份尚不明确，但通过讨论福音书中提到的其他群体，或许能为其社会角色提供一些线索。
《马可福音》关于希律生日庆典的记述为加利利社会研究开启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文中明确区分了三类参与者：大臣（megistanes）、千夫长（chiliarchoi）和加利利的首领（protoi tes Galilaias，见马可福音6:21）。第一个术语（意为“大人物”）在《七十士译本》（但5:23）和约瑟夫斯的著作中均有出现，指代希律·阿格里帕二世的随从官员，因此此处可能也应作类似理解。文中仅在提及这一群体时使用了所属代词“他的”（autou），凸显了他们与安提帕之间特殊的亲信关系。千夫长（军官）的出席表明，分封王拥有一种形式的常备军，而非仅在特定冲突时临时征召的民兵。至于“加利利的首领”，这一称谓在约瑟夫斯的著作中出现了约七十次。在两起独立的事件中，这些“首领”表现为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至少表面上关切宗教价值，但他们同样致力于维持法律秩序以及向罗马缴纳贡赋。因此，他们代表了一种门第贵族（aristocracy of birth），类似于罗马的元老阶层。在第一次起义期间（约公元66年），提比里亚的统治阶层中有两人名为“希律”。由于他们在约旦河对岸拥有土地，这两人都建议效忠罗马。因此，加利利境内的“希律党人”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坚定地拥护希律王室及其政策，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也可能参与了具体的行政管理。
根据我们对罗马东部其他地区村庄行政管理的了解，可以推断在加利利也存在一个庞大的基层官员网络。这套高度官僚化的体系最早由公元前3世纪从埃及统治巴勒斯坦的托勒密王朝所建立。这些官员包括市场管理员（agoranomoi）、税吏（telonai）、庄园管家（oikonomoi）、法官（kritai）以及狱卒/执事（hyperetai/praktores）——福音书中均提到了这些角色。税吏在文中似乎无处不在，这预示着当时存在着极高水平的税负，既包括宗教性质的，也包括世俗性质的。土地税（tributum soli）很可能是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因为我们了解到在第一次起义爆发时，上下加利利都设有帝国和王室的粮仓（见《约瑟夫斯自传》71.119）。通行费/关税（Tolls）是地方统治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福音书中那些与耶稣保持友好关系的税吏，极大概率属于这一类别。与某些其他职业一样，他们的职业被较为虔诚的宗教圈子怀疑为不诚实。然而，耶稣并没有将他们排除在随从之外，即便这意味着要背负与“罪人”结交的恶名（太11:19；路7:34；可2:16）。
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加利利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很难被精确界定。早在波斯时代，由缴纳租金的佃农而非自由农耕种的大型庄园就已经存在（见《尼希米记》5:1–11）。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我们可以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埃及商人芝诺（Zenon）对王室庄园（包括加利利境内的部分庄园）的视察记录中了解到这一点。福音书中的比喻也反映了这种模式（见《马可福音》12:1–9；《路加福音》16:1–9）。根据约瑟夫斯提供的零散信息以及考古调查，当时的趋势是向大型庄园化发展，从而背离了传统犹太农民阶层仅维持生计的小农经营模式。随着统治精英阶层的需求不断增长，压力转嫁到了小土地所有者身上。在工业化之前的背景下，土地是财富的首要来源，但在当时标准下人口稠密的加利利，土地供应十分紧缺（见《犹太战争》3.41–3）。为了满足精英阶层奢靡生活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导致许多人陷入赤贫。这些失地贫民和城市赤贫者构成了伦斯基（Lenski）金字塔模型的最底层（见《约瑟夫斯自传》66f）。从自耕农滑向佃农，再沦为计日工——这些都是福音书比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形象——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坠落是不可阻挡的。这种社会现状引发了普遍的怨恨，并催生了债务危机、土匪行径，而在女性群体中，则导致了卖淫现象的出现。
经济现状：冲突的根源
相对而言，加利利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黑门山（Mt Hermon）冬季消融的积雪与季节性降雨确保了作物的丰产，并支撑了多种作物的种植。约瑟夫斯曾抒情地描述过迦百农地区革尼撒勒平原（plain of Gennesareth）的气候条件，称赞其产出的水果种类繁多、茂盛繁实（见《犹太战争》3.506–21）。此外，根据约瑟夫斯及拉比文献的记载，下加利利的山谷也出产各种谷物和亚麻。上加利利的山坡则适合种植葡萄与橄榄，支撑了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大规模生产；约瑟夫斯在记录古施哈立的约翰（John of Gischala）的创业活动时，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除了农业活动外，革尼撒勒湖（即加利利海）还支撑着繁荣的捕鱼业。伯赛大（Bethsaida）和抹大拉（Magdala）的地名都暗示了其与鱼类的渊源，耶稣的首批追随者便积极从事这一行业（见《马可福音》1:16f）。抹大拉的希腊语名称“塔里凯亚”（Tarichaeae）意指加工咸鱼以供出口的实务；这一产业必然催生了相关的专门化服务，例如制作出口液体产品容器的陶工，以及造船工、帆具工和渔网编织工。
关于加利利经济，最紧迫的问题在于这些产品的收益在多大程度上回流到了农民手中。加利利经济是一个由政治控制、农民仅为农奴的实体吗？其主要资源又是为了谁的利益而开发的？如果正如我们所言，加利利的土地所有权模式是大型庄园与家庭经营小农场的结合，那么加利利农民本应拥有一定程度的商业独立性。然而，塞佛里斯的翻修和提比里亚的兴建必然标志着加利利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恰与耶稣的公开传道时期重合。这为他对赤贫者蒙福的特别强调，以及他呼吁人们信靠上帝对所有人的眷顾，提供了最直接的背景。新兴的希律精英阶层需要充足的资源分配以维持奢华的生活（参见太11:19），这不可避免地给本土农民带来了更沉重的压力。
然而，这一图景必须与后期文献提供的证据相权衡，那些证据表明犹太农民阶层确实在两次起义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拉比文献中充斥着关于市场、乡村商贩以及买卖法则的记载。这不能仅仅被视为后世的理想化重构，而更应看作是对福音书和约瑟夫斯著作等一世纪文献中所察觉到的模式的延续。尽管如此，生存与赤贫之间的界限始终极其脆弱。公元39/40年盖乌斯（卡利古拉）皇帝在位期间，加利利农民发起的威胁性罢工便证明了这一点：为抗议皇帝拟议在耶路撒冷圣殿竖立其雕像的计划，农民决定罢耕。值得注意的是，希律家族的部分成员对此感到惊恐，担心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缴纳年度贡赋，从而导致社会无序（见《犹太古史》18.273–4）。早在公元前47年，尤利乌斯·凯撒就意识到，由于他恢复了犹太农民支持圣殿的权利（圣殿税），这给他们造成了经济负担，因此他减少了应向罗马缴纳的年度贡赋（14.190–216）。安提帕每年从加利利和比利亚有权获得200塔兰同（相当于600,000提尔银谢克尔shekels）的个人收入，这对当地民众构成了巨大的需求。此外，尽管未被明确提及，直接上缴给罗马的贡赋想必依然适用。
货币体系对于任何发展中的经济体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价值的储存手段，它支撑着一个比物物交换（仅限于局部地区）更为广泛且复杂的贸易网络。从钱币学的发现来看，提尔（Tyrian）钱币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在梅龙（Meiron）、古施哈立（Gischala）和希尔贝特谢玛（Khirbet Shema）等上加利利遗址，甚至在迦玛拉（Gamala）和尤塔帕塔（Jotapata）这两处第一次起义中犹太民族主义的下加利利堡垒中也是如此。这表明加利利与腓尼基这一重要港口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往来，尽管这座城市与其犹太腹地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且这种差异往往会演变成公开的敌对行动。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尽管提尔半谢克尔（Half-shekel）印有异教图像，它却被视为“圣所的货币”，是所有成年犹太男子为维持耶路撒冷圣殿运作而必须缴纳的定额。通常给出的理由是，提尔货币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公元前126年至公元56年），其银含量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价值。
为了维持他们的精英生活方式，希律家族将土地的财富抽取到自己手中，毫无回报。而犹太教的理想则主张一个包容的社区，所有人都共享土地及其产物的福祉。在安提帕的长期统治下，塞佛利斯和提比利亚的维护耗尽了乡村的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导致了广泛的怨恨和反对。这种冲突在第一次犹太起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加利利人攻击了这两座城市，发泄他们对富裕生活方式的贵族居民的愤怒（Vit. 66.301, 373-80）。这种疏离感，甚至是敌意，早在耶稣事工的四十年前便已显现。福音书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希律王朝的中心，而那些住在“国王的宫殿”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在与耶稣本人以及他的导师施洗约翰所倡导的价值观相比时，尤为被批判（太11:8）。
耶稣的许多公共事工，如福音书所描述的，是在一个不公正的经济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即便福音书在复活后的背景下呈现耶稣的事工，它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加利利经济状况的窗口，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从其他资料中获得。为了充分理解像“贫穷的人有福了”（译注：此句KJV为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中文译本有“虚心”和“灵里贫乏”等译法）或“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样的陈述，我们需要将其放在希腊—罗马社会以及标准犹太契约思想中对财富和财产的态度和价值观的背景下理解。在地中海社会中，贫穷意味着缺乏荣誉，这在该社会中是最珍贵的财富，而根据《申命记》中的原则，贫穷被视为上帝的诅咒，即义人将繁荣，而恶人将灭亡（申30:15-20）。
然而，耶稣并非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在他的事工中，那些能够借钱并从中收取利息的富人是常见的，盗贼也是那些试图积攒财富的人常常面临的威胁（cf. e.g. Matt 6:19; 18:23-35; 19:16-22; 25:14-30）。贫穷或困窘的人总是离我们不远，他们是耶稣比喻中的常见角色（Mark 12:41-4; Luke 16:19-31）。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幅画面可能因为耶稣事工的特定强调而有所扭曲。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被吸引到耶稣的人都是贫穷的。像迦百农、哥拉汛（Corazin）和伯赛大（Bethsaida）这样的地方，位于革尼撒勒丰饶平原的大村庄，其居民并未接受耶稣的激进信息（cf. Matt 11:19-21）。这表明，较为富裕的加利利人并不准备放弃他们的财富和家庭，即使他们可能因耶稣的治愈能力而愿意接受他。
犹地亚和耶路撒冷
在加利利时，耶稣主要活跃于犹太人（Ioudaioi）中，即遵守耶路撒冷圣殿及其律法的人。然而，他在耶路撒冷所遇到的社会氛围与加利利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耶路撒冷作为犹太人的圣城的特殊性质，那里存在的紧张关系比一般的地方与国都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耶路撒冷的至高无上性甚至被外邦作家承认，正如之前提到的，希律王（Herod the Great）通过其建筑项目来增强耶路撒冷的地位（AJ15.267-91）。然而，由于凯撒利亚海港（Caesarea Maritima）在公元前10年成为一个替代性的首都，并为罗马及奥古斯都设立祭坛，耶路撒冷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于是，在希律王之子亚基劳（Archelaus）被废后，罗马总督可以在凯撒利亚建立罗马的行政机构，而将耶路撒冷作为宗教中心，不再是省份的行政首都。
这种宗教和行政中心的分离表明，公元一世纪犹太社会在统治精英和本土贵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这在加利利并没有同样的现象。希律王改善耶路撒冷的物理面貌，还控制了圣殿国家中最重要的机构——大祭司职务。早期，他曾任命阿里斯托布鲁三世（Aristobulus III）为大祭司。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因为哈斯蒙尼王朝的一位年轻王族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于是，阿里斯托布鲁被罢免，之后希律王任命了多位流散犹太人担任大祭司职务，首先是巴比伦人，其后是亚历山大人，这样他就把波伊丢家族（the Boethusians）引入了犹太社会，而他可以完全控制这个家族（AJ 15.22, 15.39-41和15.320-2）。因此，希律王对大祭司职务的控制削弱了这一职位在犹太社会中的效力。同样，希律王还用忠于他的希腊化伊杜美亚人（Hellenised Idumeans，译注：来自犹太东南的以东地区，希律王出身于此族）取代了哈斯蒙尼王朝的世俗贵族，并将一些最好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这些土地位于被称为“哈梅勒克山”（har hamelek，即希伯来语“王山”。）的地区（很可能位于犹太西北部），这些土地是他从前任统治者那里继承来的。
因此，当罗马人试图实施直接统治时，他们发现当地有一批本土贵族，无论是教士还是世俗贵族，这些人并未获得犹太人大众的信任，因此缺乏有效履行罗马所期望的角色的权威。罗马期望这些人能够使一个地区的民众愿意接受其统治。犹太贵族在这一点上的失败最明显的体现是，在最后一搏中，他们被迫无奈地发动了反对罗马的叛乱，仅仅是为了保留一些在民众中作为统治者的可信度。正如古德曼（Goodman）有力地论证的那样，这种农民阶层的不满与无效的本土贵族的情况，深深扎根于犹太社会的现实。希腊—罗马社会中通常的地位标准，如财富或贵族血统的声称，无法掩盖历史的现实。在加利利，来自塞佛里斯和提比利亚的希律统治阶层引起了民众的怨恨。但在犹地亚，贵族本应与所有人共享共同的象征体系，理论上这一系统意味着所有人共享耶和华之地的果实。因此，炫耀财富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如最近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考古发掘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耶路撒冷的祭司贵族生活在奢华中，甚至为了确保贡品交给他们，而不是乡村的祭司，他们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AJ 20.180-1, 20.206-7）。因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衡，这一特征在所有古代经济中都有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被极大地加剧了。因为在犹太和耶路撒冷，这种财富不平衡直接与民族传奇——即摩西的《妥拉》——所传达的共同宗教信仰格格不入。
作为一个圣殿城市，耶路撒冷通过向圣殿捐赠的礼物和为每年大量朝圣者（包括非犹太人）提供的服务，产生了可观的收入。希律的重建工程为耶路撒冷的市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也使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受益（AJ 16.62-5）。有迹象表明，在一世纪，朝圣者的数量大幅增加（cf. Acts 2:9-13）。希律开始的重建工程贯穿了一整个世纪，为约20,000名工人提供了工作。除了居住在耶路撒冷或其附近的各种等级的宗教祭司，还有许多不同的“世俗”职能人员与圣殿及其日常仪式相关联，因此需要各种专业人员：木匠、香料制造商、市场监督员、换钱商、水运工、鸽子和其他祭品的提供者等等。由于对这些职业的纯洁性规定有所怀疑，许多这样的职业在拉比文献中被列为可鄙的职业，常常被精英阶层看不起。这种社会隔离形式意味着耶路撒冷拥有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城市贫民。此种形式的社会隔离意味着耶路撒冷有比其他城市更多的城市贫民。因此，尽管耶路撒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但其经济处于失衡状态。圣殿本身的财富是非生产性的，其收益并未流回乡村。那些从圣殿系统中获益最多的群体——贵族祭司家庭——是其直接的守护者，他们极力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AJ 15.247-8）。与圣经中的理想相违，利未支派本不应拥有土地，但最好的犹地亚土地却掌握在祭司或他们富有的（撒都该人）支持者手中（BJ 6.115）。然而，通过声称对宗教的忠诚，试图掩盖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这从约瑟夫斯自己在加利利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公开承认自己拥有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Vit. 63.80, 63.348, 63.442）。
因此，第一世纪犹太农村社会动荡的加剧并不令人惊讶：盗匪、反抗运动的先知和各种宗教意识形态都可以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联系。因此，艾赛尼派（Essene）在犹太旷野过着共同生活，远离城市，以及法利赛人提倡的简朴生活方式（AJ 18.12和18.18），代表了对主流贵族精神的经典反文化回应，将贫困视为一种理想而非耻辱。这种立场似乎也被耶稣运动所采纳，无论是在加利利时期，还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时期，我们可以从福音书的最早层次以及《使徒行传》中推测这一点（Acts 2:44–7, 4:32–5）。然而，最能体现对本土贵族的怨恨的，是那些革命团体及其策略。拒绝缴纳贡税、停止“忠诚祭品”以替代对罗马的献祭、焚烧债务记录以及通过抽签选出一名“粗俗的农民”来替代贵族祭司亚拿纽（Ananus）等（BJ 2.404, 2.409, 2.427, 4.151）都是由对本地贵族的愤恨促成的，这种愤怒不仅是针对罗马统治的仇恨。约瑟夫斯对此事件的评论——他本人就是这一阶层的成员——揭示了这一阶层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不会错说，耶路撒冷的陷落始于亚拿纽（Ananus）的死；犹太国家的覆灭始于犹太人目睹他们的祭司长——他们救赎的领袖——在耶路撒冷心脏地带被屠杀的那一天。”（BJ 4.318）。
即便全面考虑到第一世纪犹太社会发生的快速变化，似乎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导致社会崩溃的系统性原因——在起义中生动展现出来——早在第一次总督时期（公元6-41年）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是希律王为了自身政治目的而主宰犹太宗教机构遗留下来的。尽管他通过强硬手段遏制了任何形式的异议，但犹太人对他去世后的反应，以及随后亚基劳未能维持秩序，都清楚地表明，犹太社会在他的去世后已经陷入了动荡，而加利利则未曾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就是耶稣成长的世界，也塑造了他对以色列命运以及自己在其中角色的独特理解。在福音书的广泛叙述框架内，尽管它们后来的宣教性关注有所不同，仍可以辨识出耶稣生涯中运作的两种不同但相关的策略。在加利利，他试图应对村庄文化的社会需求，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因安提帕斯的到来而被希律的干预所侵蚀。然而，作为一位犹太先知，他也必须关注自己宗教传统的中心——耶路撒冷，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乡村先知（如阿摩司、耶利米和亚拿纽的儿子耶稣）一样，承担着宣告对圣殿和城市审判的艰难任务。因此，无论是在他们各自的方式中，共观福音和《约翰福音》都保留了耶稣跨越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生涯的不同但可信的方面。